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始末

历史上,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名人们干了很多,只是或为尊者讳,或因现实利益勾连,这类事情大众并不知道。

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抵达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期间呢,破坏了很多壁画甚多。

张大千交游广泛,朋友门生很多,他的书画作品,也与许多人的现实利益攸关。所以,对他破坏敦煌壁画这一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人在为他辩护。

比如,有人以“亲历者”身份,写文章这样说:

“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张大千有一位叫做谢稚柳的朋友,他为张大千辩护的理由更有意思。他承认张大千把敦煌很多壁画的外层给破坏了,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并没有错,理由是:

“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其实啊,这些辩护之词,都不足以洗刷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个事实。因为这件事情的核心档案,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一共是三份材料。我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念一下大概的内容。

第一份,是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写给于右任的一封信。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李济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曾领导并参加过著名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张大千(前排中)、张群(前排右)合影

信里面说,1941年底,他们就接到了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人联合署名的一封举报信。里面说:考古学家卫聚贤,从敦煌考古归来,在成都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提到一件事。

他说,敦煌的千佛洞里面,目前保存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

冯汉骥和郑德坤两个人,听闻这个事情之后,认为张大千的做法是不对的,没有优先考虑文物的保存。这些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傅斯年和李济在信里说,他们接到冯汉骥和郑德坤的来信之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位的信息,是听来的,未必准确。如果贸然面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可能会损伤张大千的名誉。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于右任。

后来,傅斯年和李济从教育部派往敦煌考察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同样的信息。到了1942年的夏天,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西北历史地理考察团,聘请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达是史学界的权威,他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是很著名的,中外人士都知道。向达先生到了敦煌之后不久,就给傅斯年和李济写来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出面,管一管张大千在敦煌的胡作非为。

向达是这样对傅斯年等人讲的:

我在千佛洞视察,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

向君认为,放任张大千这样搞下去,再过二、三年,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就全完蛋了。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寄了回来,要求傅斯年他们管一管。傅斯年呢,就把这篇文章,印刷了很多分,分送给艺术界、文化界的朋友和名流。

以上,就是傅斯年、李济写给于右任,请于右任出面阻止一下张大千的信的主要内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但傅、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行动。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张髯大千”……向达深感“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向傅、李写了详细的报告,傅、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

第二份材料,是教育部考察团的亲眼目睹留下的资料。

这个教育部考察团,全称叫做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叫做王子云。

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考察”时,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很不以为然。王后来留下了一段回忆,他说:

“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换言之,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相反,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还原图”,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

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隋 文殊问疾》(部分)

第三份材料,就是傅斯年、李济提到的,历史学家向达目睹张大千砍去宋元壁画后,留下的资料。

向达向傅、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是做了弱化处理的。

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

“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

在给另一位考古学家曾昭燏的书信中,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有更细致的描述:

“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在稍后以化名“方回”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剥坏,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但是,向达的大声疾呼,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请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与此同时,张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该年11月,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

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学术界针对此事,当日曾有感慨:“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

事实上,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图:甘肃榆林窟外景,1943年。罗寄梅摄。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最后,我们再特别讲一个事情。目前,在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件事情上,有一种最具迷惑性的辩护之词,他们说,“解放前,甘肃省参议会组成专案组调查,结论张大千未破坏。”“甘肃参议会不是民间组织,张大千没破坏敦煌壁画的结论是历史的公证。”

确实,甘肃省参议会当年,是审查过“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

时间是1948年7-8月间,部分议员在甘肃省参议会上提出,要求调查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予以严惩。甘肃省府将此事上呈教育部,教育部又转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调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后给出答复:张大千没有损毁千佛洞壁画。这个答复,也就成了甘肃省参议会的所谓调查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信的。

原因有三点。

第一,这个事情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出具答复,本就不合适。当事人张大千,正是发起成立该研究的五位筹委会委员之一,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张又受聘为委员。这个研究院在发起之时,就因为有张大千的参与,而饱受质疑,认为一个有破坏敦煌壁画的劣迹的人,居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发起人,是在是不合适。所以,敦煌艺术研究所为自身利益,当年一直致力于否认张大千有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

第二点,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很多档案材料,来证实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些档案,不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纸简短答复可以否认。

其三,张大千本人及亲友所留存的资料,已“不打自招”其对敦煌壁画确有破坏。

比如,张大千之子张心智,曾经承认,当时曾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摹。这种描摹方式对壁画损害严重,被敦煌研究所严禁使用。

张大千之子张心智,曾参与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据他回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方式是先“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下来”。《张大千年谱》也称:“先生临摹的方法是:先以大幅玻璃纸(透明纸)依壁画原作勾出线条初稿,各部记下原作颜色,然后将此纸贴在木框绷着的画布背后,迎着阳光照射,用柳炭条先在画布上勾出影子……”

这种用玻璃纸直接贴在壁画上勾描的临摹方式,对壁画的损害是巨大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成立后,将这种临摹方式列为“绝对禁止”。

再比如,张大千自己留存的工作记录,保存下了其破坏壁画的蛛丝马迹。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130号洞窟,张大千的记录是:

“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

意思就是说:自己为了看里面的画,就把外面的画给砸了。

现在,市面上流传很多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张的临摹不是忠实于原画,而是根据个人认知“还原”线条和色彩。这种“还原”,敦煌学术界是有意见的。壁画已遭破坏,临摹稿又非原画,文物损失甚大。

敦煌研究院院长、学者段文杰,在敦煌面壁五十载,致力于壁画的复原临摹工作。晚年曾如此评价张大千所“复原”的壁画:

“恢复原貌:即恢复到壁画刚完成时的新面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则根据从西夏壁画下层剥出的魏唐壁画残迹全部复原,使临本焕然如新。我们认为未经详细调查、科学化验和论证,不敢轻率从事。故只作为研究项目,我曾根据263窟剥出未变色壁画,观察并与285窟未全变色壁画比较,探索色彩演变规律,复原菩萨三身,还复原了263窟降魔变。作为试验,后来又根据张大千剥出的130窟盛唐残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复原《都督夫人礼佛图》,补救了张氏、邓氏复原临本之所失,基本体现了原作精神,但它是四五个月时间,观察比较,调查研究,参阅历史文献,综合研究的成果。”

总而言之,虽然张大千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友朋,多年来一直竭力否认曾破坏敦煌壁画,且以甘肃省参议会的所谓调查与答复做为最有力的否认证据,但这一证据站不住脚,缺乏说服力。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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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谌旭彬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7p-yeTta8M3Dc-AnyfpK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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